并列式高中议论文

并列式高中议论文范文篇1

觉得难以想象是因为，有点太不可思议了，两个人经历的生活也完全不一样，在思想上会是怎么样的?确实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嘿嘿不过后来回过头想想，其实这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两家人知根知底的，只要两个人在性格上能处得好的话，走到一起也未必就是件坏事，也许对两个人来说还是件好事了，他选择了我的学历及人品，而我选择他的家庭及人品，其实现在的社会就这样，现实一点也许能过得更好，有人说贫贱夫妻怎样怎样的，但是何曾去想想，当一对贫贱夫妻什么事情都得为钱去伤脑筋，伤神的时候又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了，从高中到大学到研究生，到走出学校，进入公司，一路上，因为钱，因为家境的原因，我确实过得不是那么如意，甚至有时候过得很辛苦，很累，一直到现在，我还在为当初在学校借下的那些债而奔波为那些本可以不用自己来承担的责任而奋斗。

有时候觉得很累，真的很累也许也因为这样，我不得不现实一点，因为我不想再因为钱而那么辛苦那么累，人的一辈子说长不长，我的人生路也算是走了至少了三分之一多了，如果只能活到六十岁的话，那已经走了一半的路了，何必在那些无谓的事情上计较那么多了，能选一个人品好，对自己好的老公，也许这就是我的福份了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在公司上班，最终的目的都是挣钱，哪样能挣到钱就OK了，如果我嫁的老公学历不怎么样，有能力能挣钱，那不也一样好吗，还可以分工合作，他赚钱，我可以照顾家庭，教育以后的小孩，学历只是个花瓶而已，最重要还是能力啊!!!

只有有能力的人，才能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得更好!

并列式高中议论文范文篇2

身在体制中，我们的思想总是随着主流思潮在涌动。

关于学历，那是中国五千年的积淀，史实不需多言。“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刻骨铭心。

在此强大思想覆盖下，全民为之鞠躬尽瘁，步调一致“从娃娃抓起”;教师求学生优质、家长看孩子在校成绩、学生时刻比分数，而且“非此不为”之势愈演愈烈。

太原5岁女童因不会算术题十分钟被扇10余耳光，这是刚刚报道的，这是在教育部印发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让幼儿度过快乐而有意义的童年”的价值诉求之后发生的，5岁女童做数学题，是典型的小学化，为什么幼儿园非要走入“小学化”的魔道?因为功利在作怪。

接着，小学、初中、高中，孩子在成长，而成长的道路却越来越窄，因为人们把普惠的义务教育看成了达到“仕途”、“高薪”、“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孩子们呢?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在教育流水线上，无论怎样闪转腾挪，都跳不出应试的如来佛掌心。

曾流行过这样的段子《有一种奇特的生物叫——别人家的孩子!》：“茫茫宇宙中，有一种神奇的生物。这种生物不玩游戏，不聊qq，天天就知道学习，回回年级第一。这种生物可以九门功课同步学，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他的学习了……这种生物叫做别人家的孩子……”

现在家长最担心的是：“我的孩子是不是比别的孩子矮、说话是不是比别的孩子晚、能力是不是比别人差。”

于是，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独特个性、公民素养的健全人的教育理想成了学历的祭品。

学历和能力不能成正比，大家也许都认同，但是只要回到实践意识，他们就是“绝对的一致”。

来看诺贝尔奖获得者：

诺贝尔的生理或医学奖颁发给了英国生物学家约翰•戈登和日本京都大学山中伸弥。约翰•戈登在接受采访中回忆称，他求学时科学成绩曾为全班最后一名，并因此被同学讥讽是蠢蛋，还被老师写报告称不可能成为科学家。现在想来，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啊!通过这个典型的个案，似乎也在告诉家长和世人，孩子的一生成长和发展，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幼年时更应着力习惯养成、奠基性格，塑造健全、健康、快乐、完整的人格，而不该凭一时的表现就定论终生。

据莫言自述，他1955年出生在山东一个荒凉农村，家里人口很多。在五六十年代，物质生活极度贫困，他像小狗、小猫一样长大。上小学时，碰上“”，在学校跟人家造反，上房拆瓦。“”没结束，就辍学回家劳动，因此他的正式学历是小学五年级。1976年，他参军，离开农村。1984年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了两年，期间写出成名作《红高粱》。1988年他到北京师范大学，走上专业创作道路。莫言的作品“幻觉的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获奖评价)。莫言的学历和成功?

不久前故去的周汝昌先生，曾是一个9岁才开蒙的村童，却由于热爱学术而改变了人生。以他的西文功底去当个洋人买办，足可舒舒服服“捞世界”。相反，他抱定一部《红楼梦》，宁为“满纸荒.唐言”，付出一生心血。谁能解得了这份孩童般的、毫无功利之心的痴迷?

人啊，为了我们的未来，醒一醒吧!

并列式高中议论文范文篇3

学历只是一种学习经历的证明，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一个人的实际能力，学历并不全等于能力，高学历低能力的人比比皆是，这是人们在实际工作中到处都能遇到的事。然而，当今的选人用人注重“高学历、文凭化”的倾向也是到处都能遇得到的事。对选录对象，往往都用所谓“刚性”的学历、文凭标准进行“一刀切”，对于不符合标准者就一律淘汰，凡学历高、文凭硬(所谓重点、名牌大学)的人，不论其德、才如何，可“择优”任用。

为什么?一个误区，即：学历等于能力，学历越高能力也越高。这个误区给选人用人已经带来种种弊端。一方面，它直接导致“假文凭”和“注水文凭”泛滥成灾，“权学交易”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它极大地挫伤了一些勤奋好学、立志成才者的积极性，造成大量没有文凭或文凭较低的有用之才被埋没。时下一些地方出现的高技能人才短缺现象，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在人才理念与人才培养上存在着误区。

其实，学历与能力之间不成正比，有学历不一定有能力，学历高不一定能力高;无学历不一定无能力，学历低也不一定能力低。也就是说，学历与能力是不能简单地加以类比的。学历的高低只能反映出人接受教育的程度，而在同一层次学历的人群中，也同样存在着学问的差异。同理，人的能力也是要在社会实践中加以培养的，人只有在劳动中才能积累工作经验，从而不断地增长劳动的才干。不然，那里有“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呢?

本来，学历与能力、文凭与水平，既有对应关系，但绝对不是那种“水涨船高”式的绝对的对应关系，必须因人而异，具体分析，在实践中检验和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陈云、彭德怀、爱迪生、高尔基、鲁迅、华罗庚、比尔·盖茨等，他们并没有多高的学历，却成了某方面的杰出专家。古今中外此类人物不胜枚举。爱因斯坦说：“智慧并不产生于学历，而是来自对于知识的终生不懈地追求。”鲁迅、齐白石、启功等人，尽管没有大学文凭甚至中学都没有毕业，但都是富有真才实学、得到社会公认的大师级人物，并在当年被特聘为大学教授。因此，学历不应是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标准。

所以，以学历选人用人是与人类文明相逆的。古今中外，没有哪个时代会只重视学历，而不重视有真实本领的人的，如果有，那也是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千古笑柄的，如纸上谈兵的赵括。人类几千年文明走到今天不是靠文凭创造的，而是靠无数的瓦特、莱特、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沈括、毕升、李时珍等努力而来的，不是书呆子念出来的。时代的脚步走到21世纪，居然还有人以此为标准选人用人，说轻了，是对本职工作不负责任，说重了，那就是对党和人民的改革开放事业不负责任。

当然，强调选人用人不能唯学历，并不是否定学历教育的作用，更不是贬低知识的力量。社会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其中有知识型、研究型的，也有创业型、技能型的。而人才成长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学历教育一条路可走。寒窗苦读、高校深造，可以成才;发奋自学、博览群书，可以成才;立足岗位、钻研业务，也可以成才。人才的类型不同，成才的途径不同，衡量人才的标准自然也不能是单一的。

把学历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显然有失偏颇。因为，我们需要的领导干部，是为了让他带领或带头干事创业，而不是当摆设。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所谓“遛遛”，就是通过实践来检验，就是坚持人才的实践标准。因此，衡量和评价人才，选拔和使用人才，应当坚持德才兼备原则，综合考察其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等情况，而不能以偏概全，唯学历是举。这样，才能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局面，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