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教家风的名人故事
关于家教家风的名人故事篇1
曾国藩是近代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但其对子女的教育却留给后人很多可借鉴的内容。勤奋、俭朴、求学、务实的家风家训一直为曾家后人所传承。曾国藩曾留下十六字箴言家风：“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以俭持家。曾国藩一直要求家人生活俭朴，远离奢华。他在京城见到世家子弟一味奢侈腐化，挥霍无度，便不让子女来京居住。他的原配夫人一直带领子女住在乡下老家，门外不许挂“相府”、“侯府”的匾。曾国藩要求“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夫人在家手无余钱，亲自下厨、纺织。
勤于治学。除了“俭”，曾国藩对子女的另一条要求是“勤”。曾国藩坚持给子女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探讨学业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他写信给儿子曾纪泽，要他每天起床后，衣服要穿戴整齐，先向伯、叔问安，然后把所有房子打扫一遍再坐下来读书，每天要练1000个字。
曾国藩还敦促家人每日坚持学习，并多次为全家拟定严格的学习计划：“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女子于衣、食、粗(工)、细(工)四字缺一不可。”
重视家教。曾国藩有3子5女，小女儿曾纪芬最长寿，活到91岁。1875年，曾纪芬嫁入湖南聂家。曾国藩规定，每个女儿出嫁，嫁妆不得超过200两银子，同时嫁妆中还有父亲亲手书写的功课单。曾国藩想把女儿培养成一个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实际上女儿做得比父亲期望的更好。
关于家教家风的名人故事篇2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不仅自己为官清廉，教育子女也极其严格。范仲淹一生历任高官，但范家一直清贫俭约家风纯朴。
天圣三年，范仲淹任兴化县令，负责治理水患。许多前任都是简单地修修堤坝应付而已，范仲淹却亲自去海边，与当地居民商讨良策。民工们开始修堤筑坝时，范仲淹不是坐在高堂之上而是现场指挥。
有一次，白天刚修好的堤坝，晚上就被海浪冲毁。民工们怨声载道，不肯再修坝，有的则偷偷溜掉。范仲淹来到施工现场，不仅劝勉民工们要同心同德将坝修好，还将自己的薪俸拿出来，为民工们改善生活。民工们深受感动，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施工中。
范仲淹淡泊名利轻财重义，子女们也深受影响。范仲淹任开封知府时，曾派次子范纯仁将一船五百斛的麦子运往姑苏。
在丹阳停留时，范纯仁偶遇文学家石曼卿，当时石曼卿家中连遭不幸，几位亲人相继离世，他想安葬亲人之后再回乡，因为没有盘缠而寸步难行。范纯仁不加思索地将整船麦子送给了石曼卿，但石曼卿还是愁眉紧锁，范纯仁就问：“石先生若还有为难之事，不妨说来”。石曼卿眼里含泪满面羞愧地说：“两个女儿已经找了婆家，奈何没有嫁妆无法出门”。范纯仁爽快地说：“石先生不必忧虑，只需将船只卖掉，嫁妆也就有了”。石曼卿连连道谢，范纯仁则两手空空回了家。范家兄弟的善行，一直为百姓们所推崇。
范仲淹为政清廉，世称范文正公，而他的言传身教，也为子女们营造了良好的家风，从而有口皆碑代代相传，为后世人所敬仰。
关于家教家风的名人故事篇3
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儿子出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关于家教家风的名人故事篇4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关于家教家风的名人故事篇5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关于家教家风的名人故事篇6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人。察绥抗日同盟军_之一。早年在冯玉祥部队当兵，以英勇善战升为营长、师长，后任国民党军长和宁夏政府主席。
1920年，25岁的吉鸿昌，当时任营长，父亲吉筠亭病重。他对前来探视的吉鸿昌说："当官要清白谦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就不许发财。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鸿昌含泪答应。
吉鸿昌父亲病逝后，他把"做官不许发财"六字写在瓷碗上，要陶瓷厂仿照成批烧制，把瓷碗分发给所有官兵。在分发瓷碗大会上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决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父亲教诲，做官不为发财，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吉鸿昌言行一致，一生清白谦正，处处为民众。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奋起抗日。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
关于家教家风的名人故事篇7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