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家风有关的名人故事(7篇)
与家风有关的名人故事【篇1】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人。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早年在冯玉祥部队当兵，以英勇善战升为营长、师长，后任国民党军长和宁夏政府主席。
1920年，25岁的吉鸿昌，当时任营长，父亲吉筠亭病重。他对前来探视的吉鸿昌说：“当官要清白谦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就不许发财。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鸿昌含泪答应。
吉鸿昌父亲病逝后，他把“做官不许发财”六字写在瓷碗上，要陶瓷厂仿照成批烧制，把瓷碗分发给所有官兵。在分发瓷碗大会上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决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父亲教诲，做官不为发财，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吉鸿昌言行一致，一生清白谦正，处处为民众。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奋起抗日。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
与家风有关的名人故事【篇2】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官至宰相。
司马光虽官高权重，但严于教子，很注重培养子女自律自立意识。他写了了篇传诵至今的《训俭示康》。他在总结了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之子，因受祖上荫庇不能自强自立而颓废没落的'教训，告诫其子：“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立名，侈以自败”。
由于教子有方，司马光之子，个个谦恭有礼，不仗父势，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有“途之人见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官至宰相。
司马光虽官高权重，但严于教子，很注重培养子女自律自立意识。他写了了篇传诵至今的《训俭示康》。他在总结了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之子，因受祖上荫庇不能自强自立而颓废没落的教训，告诫其子：“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立名，侈以自败”。
由于教子有方，司马光之子，个个谦恭有礼，不仗父势，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有“途之人见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
与家风有关的名人故事【篇3】
1917年秋，陶行知回国，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1927年，他脱去洋服，换上草鞋，“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粟麦黍稷下功夫”。在南京城北、燕子矶畔老山下的小庄村创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陶行知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初期的活动经费多数来源于他写书挣来的稿费。而陶母与陶行知的妹妹陶文渼则承担起家庭日常开支。为了筹集办学经费，陶行知四处奔波，自己也非常节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其实，他曾多次辞谢高薪聘请，去大学当教授、校长，或去当教育厅长。他曾说：“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陶先生和同学们一起喝稀饭，并鼓励大家“勒紧裤带共度难关”。在南京陶行知纪念馆里陈列着一套西服，是先生唯一的正装，一穿就是几十年。
陶行知一生育有四个孩子，长子陶宏、次子陶晓光、三子陶刚、四子陶城，他们始终都遵循行知先生的教导，自觉践行“爱满天下”的家风遗训，在不同时期，为传播传承陶行知教育思想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长子陶宏1915年生于南京，先生去世后，他调到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任教，后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感光化学研究所工作，成功地研究出我国第一代彩色胶卷，是中国感光化学学科的奠基人和开创者。
次子陶晓光生于1918年7月，20世纪30年代，他与表叔曹子云一同自行组装了手提式直流无线电收音机数十台，带着发电机与放映机到农村为农民放电影。
三子陶刚，生于1919年11月，作为名人之子，一生甘于平凡、默默无闻，却是一名真正的“真善美的农人”。
四子陶城，1924年11月出生，他在抗战期间于上海积极宣传抗日，和其他青年共同创办《抗日每日战报》，还参加了上海童子军。受家风的熏陶感染，行知先生的孙辈们也多从事教师、工程师的职业，他们恪尽职守，低调做人，积极探寻与感悟生活中的“真善美”。
解读：人要有大爱，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爱家庭;人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奉献社会，不求回报，让人生在爱的奉献中闪光。
与家风有关的名人故事【篇4】
鲁迅先生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儿子出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先生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先生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据周海婴所著《鲁迅先生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先生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先生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先生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与家风有关的名人故事【篇5】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与家风有关的名人故事【篇6】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社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共舞,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的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上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上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社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是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与家风有关的名人故事【篇7】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